譚中教授：《30年後的中國》——中国正处在“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阶段

｜社 長：邱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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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操辦鄭觀應紀念活動，我從心底贊同。

我在印度剛開始研究與教課是中國近代史，所以對鄭觀應是熟悉的。

我認為中國回應西方文明挑戰和印度的主要區別是：印度受西方侵略壓迫一方面要仿效西方現代化，另一方面更強化對傳統文化的發揚。

中國卻跨越了三個階段：

鄭觀應代表的是中國回應西方挑戰的第一階段，從《易經》“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的“道 — 器”戰略上採取“器可變，道不可變”，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發揚傳統，同時效法西方的戰略。孫中山及其信徒領導的國民黨時期基本上繼續這一戰略。

但以“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起來的毛澤東時代，採用了打倒傳統與“全盤西化”（“馬學”也是“西學”而不是“中學”）的戰略。這是第二階段。

現在，特別是 17 屆 6 中全會決議以後，又開始了範式轉移，進入第三階段，即既要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不蹈西方覆轍，又不“復古”，而是創新式地發揚傳統智慧。

我多年來就是這個主張，現在樂見其逐漸成為現實。我認為可以在紀念鄭觀應的活動中把這點大大提倡。

2012 年 3 月 22 日 TanChung

《30年後的中國》文集文章结语：

2010年11月6、7两日，我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与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承办）的《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举行），当我提出研究“中国模式”应该总结中国数千年来的发展规律时，有些学者专家赞成，但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谈“中国模式”只应着眼于过去30年的经验教训，推出几千年的历史似乎空洞而不着边际。我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世界唯一的持续两千多年的“文明国”（civilization state），认为中国正在“现代化”而忽略这种历史发展实际上等于抹煞“中国模式”。

可是我并不认为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成绩与经验是不重要的，我也很欣赏上海社会科学党委副书记兼哲学研究所所长童世骏教授所说的中国60年来的发展是在民族复兴、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三大任务兼顾与冲突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说，中国正处在“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阶段，如果能明智地把文明传统与现代进化巧妙结合，去粕取精，前途是无量的。（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