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长安一中高60级（届）2班校友 黄春林
一九五七年，我进入长安一中读高中时，不但有幸遇到了一位爱生如子，诲人不倦的好班主任张伟功老师，而且还巧遇了一批德才兼备，知识渊博，教学有方，各具特色的任课老师。
这些老师都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个别老师还有留学背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的还在旧政权担任过重任。解放后，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把自己的知识和专长奉献给国家的教育事业。在老校长陈天人的感召下，杨虎诚将军的机要秘书周梵伯，伪省政府外文秘书杨耀哉，西京日报编辑王子极，还有邵致新，李鸿楠，高继显，周继武等一大批旧知识分子汇聚于长安一中。加之新中国刚培养出来的北京大学，北师大，西安交大，西北大学，陕西师大的年轻知识分子，组成了长安一中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他们专业知识扎实，教学又各具不同风格，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
教语文的杨耀哉老师（1924—1991）被称为“长安星级教师”。他凭着超常的天赋和扎实的基础知识，教学很有特色。他讲课声音洪亮，语言精炼，吐字清晰，很有节奏感。他分析课文，尤其是讲解诗词，往往一语中的，引得同学会意的笑声。听他讲课，就像听刘兰芳的评书一样，简直是一种精神享受。他的板书写得工整漂亮，苍劲有力，成为同学效仿的榜样。
代数（当年数学分为代数，几何，三角）老师周继武（1931—1987），与杨老师讲课风格完全相反。他说话声音较低，讲起课来就跟拉家常一样。他上课有时不拿课本和教案，即使拿了，也是放在讲桌上从来不看。他手上拿两支粉笔，一上一下地翻动着。笑问：“上节课讲哪儿了？”同学回答后，他说：“这节该讲某某了。不难，我一说，你们就会了。”于是他不紧不慢地把本节课的重点写在黑板上，指着黑板一字一句地讲本节课的难点和重点。讲完后和同学一起演算例题。他讲课基本占三分之二课时，剩下时间让同学做练习。我们班同学从来没人说“代数难学”。五九年下学期，西安市组织六校统考，他出了12道复习提纲，16开纸还没印满。有同学问：“周老师，这么点复习提纲，能对付统考吗？”周老师笑着说：“只要你全掌握了，就没问题”。统考结果，大多数同学得满分100，全班平均96分。更神奇的是，他出的复习提纲的第12题，正中统考试卷的最后一题。
物理老师高继显（1922—1994），高度近视，是一位手不释卷的高师。同学都为他曾是一名工程师而敬仰不已（他系研究原子能的工程师，因高度近视改行）。他讲课，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他讲课像广播员广播一样，一板一眼，没有一句闲话。听他讲课，只要你全神贯注，认真听讲，课后没有不会做的习题。有一次，他讲完了左手定则和右手定则后，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线圈，线圈导线的一头连着安培计，另一头接着电流计。然后拿一根条形磁铁，N极朝下，从线圈穿过，问电流计的指针如何摆动？他出好题后，让同学拿纸作答。发下答卷后，不少同学得2分（当时5计分，3分为及格），因为答对了N极穿过线圈时电流计指针摆动的方向，却疏忽了S极穿过线圈时的相反方向。这个小测验，既考察了同学对基础知识掌握的情况，更检验了同学的灵活反应能力。几十年来，我问过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高三学生，他们都没做过这道题。高老师的教学水平，得到了同学和社会的一致赞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评为陕西省首批中学特级教师。
历史老师周梵伯（1909—1993）留学英国，是“千古功臣”杨虎诚将军的机要秘书。“西安事变”的全程经历者和参与者。周老师腰板挺直，气宇轩昂。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把课文中理性表述的“西安事变”，讲成了形象具体，激烈生动的爱国故事。1936年12月，蒋介石专程来西安督促张学良进攻延安。当时全国人民反日情绪异常高涨，西安人民群众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游行示威活动接连不断。张杨二位将军在我党抗日主张的感召下，不但不进攻延安，还向我党我军暗送物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二位将军决定兵谏老蒋抗日。12月12日晚，在准备扣押老蒋时，与卫队发生了冲突。老蒋听到枪声惊醒，急忙从被窝里爬起来，连外衣和鞋子都顾不得穿，从后窗户跳出，躲在骊山半山腰的一个石洞里。事变发生后，国内形势极其严峻。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轰炸西安；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主和派，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二位将军向延安发出求助电报，这就有了以周总理为首的我党代表团来西安调解西安事变的历史。听到这里，有同学立即发问：“周老师，您见过周总理吗？”周老师一笑说：“当然喽，周总理的吃住和一切活动我都得亲自安排，绝对万无一失”。最后周老师给我们讲了在周总理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奠定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基础。周老师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在我们亡国亡种的关键时刻，张杨二位将军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擎起抗日的民族大旗，这种深明大义，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西安事变”避免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挽救了中华民族不被日军侵占的亡国之运。周老师讲西安事变，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课。日后我们再经过杨虎诚将军陵园（陵园在长安一中以北三华里公路旁）时，看到斜坡上，用巨石砌成的“千古功臣”四个大字时，对杨将军更加肃然起敬。
1987年9月9日，是老校长陈天人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也是陈天人奖学金设立之时，年逾古稀，时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周梵伯老师亲临现场，参加纪念活动。我们几位同学特意围着老师回忆往事。我好奇地问：“周老师，西安事变时，您才20几岁，经历了那么惊心动魄的国家大事，您不害怕吗？”周老师略有沉思地说：“事变发生后，杨将军都落泪了。在那国难临头之时，谁还顾得个人生命安危，只有坚定勇敢地站出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邵致新（1908—1996）老师，是一位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大胆实践，卓有成效的教学改革家。1962年长安一中承担了国家教改试验任务。63年全国试验的其它9所学校的老师来一中听课。邵老师主讲，大家一致认为邵老师的课讲得好，水平高。学校也得到国家教委的肯定和表扬。上世纪八十年代，邵老师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1979年陕西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经验交流会上，邵老师做了“语文达标试验”报告，引起与会领导、专家以及同行的高度赞扬。他把语文教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做了具体的规定，并细化落实到各个年级每一篇课文里，这样就把每一课的教学任务落到实处，克服了教学的随意性。这项改革开创了语文教学的新局面，使我省语文教学在九十年代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邵老师近80岁才退休。退休后被西工大附中聘为教改指导老师。在邵老师的具体指导下，西工大附中由一个原本一般的中学，蜕变为众人仰慕的全国名校。
在我上学期间，也听到老师们议论学校被调走的名师。如曹冷泉老师，解放后任安徽大学校委委员，安徽文联常委，陕西师大教授。卫俊秀先生，为当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陕西师大教授。音乐教师姚世芳，调任西安市秦腔三团党支部书记。校医米伯让先生是著名中医内科专家，任陕西省中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等职。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长安一中教师更是人才辈出，一代更比一代强。在学校管理，各科教学，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张耀富校长，有全国模范班主任张道生老师，有全国劳动模范李素玉老师，有全国优秀体育教师鱼洪涛老师，省特级教师孟立民老师，省优秀教师王金台老师。还有调往西安市内，在市区赫赫有名的梁光宗、师长泰等等。
“名师出高徒”。长安一中办学八十余年，为国家输送了大批有用之才。其中政要、名流、专家、学者、作家、教授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不计其数。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究其成功原因，都归功于老师的辛勤教诲。就拿我们班来说，其所以能取得60年陕西省高考班级第一名的好成绩，全班同学人人成才，就得益于班主任张伟功老师带领得好，各科老师教学有方。这就象一个大乐团，在张老师的指挥下，任课老师如乐队，全班同学是演员。大家齐心协力，演奏出了一曲雄伟壮美的乐章！
黄春林
2026年元月3日于东莞松山湖
时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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