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猛：“中國芯” 概念的最早提出人

前言：

   早在20年前就有一批人星夜兼程、艱苦前行，他們擔當起為自己、為公司、為國家的生存打造“備胎”的任務，擔當起贏取市場的責任，並為自己的研究起個名字叫“中國芯”。他們的共同點就是防止被“卡脖子”，防止有一天別人可能給我們斷糧。而這些晶片，沒有市場而且掙不到錢，甚至一輩子都用不上，可是他們仍然努力在為完全中國人自己掌控的晶片工作著。

杜猛：“中國芯”概念的最早提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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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關村無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40年來，中關村從京郊一個小村，成長為享譽全球、影響世界的自主創新示範區。目前，有超過2萬家高科技企業在中關村蓬勃發展，其中高新企業1.3萬家，上市公司320多家，新三板掛牌企業1618家，獨角獸企業近70家，創造著數以萬億計的年產值。

   截至目前，中關村企業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突破8萬件，累計主導創制發佈標準7858項，其中國際標準330項。僅2017年，中關村企業就有51項（通用專案）成果獲國家科學技術獎勵，36項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

  中關村從“電子一條街”到“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從第一個國家級高新區到全國第一個自主創新示範區，緊跟技術革命浪潮，突破體制機制束縛，走出了一條敢為人先、永不言敗的發展之路。

   重提中關村，跳不過“92派”，總結一下“92派”留給我們的經驗，這有著深刻的現實指向：如火如荼的“雙創”活動。而“下海”那撥人，是以個人的聲譽和資產承擔失敗的後果，他們有可圈可點的地方——在我們共用中關村輝煌成果的今日，我們選擇當年“下海”其中之一杜猛，看他如何用行動詮釋“中關村精神”，展示中關村孵化出來的一個“鬥士”的無上榮光。 

最早的“下海”

  早年的創業不叫“創業”，叫“下海”。新中國的第一波“下海潮”，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那個年代，主流的創業者以“個體戶”為多，大多是城鎮待業人員，被逼無奈自謀生計，算是被動創業者。

   1984年，鄧小平南巡深圳和珠海等地，在特區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全民大討論中，用自己的“腳印”投了一票。是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也在醞釀出臺。在這一背景下，“創業潮”以打破計劃經濟下的平均主義、解放思想、搞活商品經濟為主，一路高歌猛進。

   這一年，一撥“第一個吃螃蟹”的勇敢者集體開拓了中國公司元年。從那時候算起，中國共有七、八次創業大潮，每一次大潮都有一個從上而下的過程，離不開政府和政策的引導，更是與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息息相關，早年的創業潮帶有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烙印。在中關村創立了聲名顯赫一時的“兩通兩海”即信通、四通、京海、科海。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直接催生了中國知識經濟學者和“下海”的高收入群體，徹底扭轉了“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腦體倒掛”等現象的局面。政府對留學生“都可以回來”的表態，促使大批留學生回國創業，誕生了一個擁有海外教育背景的知識精英階層即“海歸派”。

  1992年受南巡講話的影響，在政府及國家企事業單位的低層幹部中出現了一次“下海經商”熱潮，後來他們管自己叫“92派”。香港《亞洲週刊》引用遼寧省委組織部的資料說，該省在1992年前後有3.5萬名官員辭職“下海”，另有700名官員“停薪留職”去創辦企業。據《中華工商時報》的統計，當年度全國至少有10萬黨政幹部“下海經商”或“停薪留職”，加上企事業單位的幹部職工，當年有40萬人“下海經商”或“停薪留職”及徹底“辭職”，全國共計約50萬人加入了“下海”隊伍，推波助瀾，闖入商海。

我的“中國芯”

  杜猛現任中企資本聯盟主席。作為60年代生人，杜猛遵循的原則是：“生命不息、折騰不止。”

  1983年4月10日，杜猛在釣魚臺國賓館現場見證了中德雙方出資比例各占50%的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草約簽訂儀式，後生產的“桑塔納”幾乎成了“國民車”，這一里程碑事件催生出臺了《中外合資企業法》，也影響著“小青年”杜猛。

   受1992年南巡講話的影響，杜猛放下“三尺講臺寫春秋”的傳統思維，1993年因要完成出書工作計畫但已經開始在公司兼職“經商試水”。於1994年5月從學校事業單位編制教務科長崗位上“停薪留職”後，加入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三九集團二級單位工作，同時，邊打工邊創業，拿著高薪補到創辦的公司上去，他先在中國人民大學東門旁邊的“新奧公司辦公樓上”租了一間房做試驗室，中國人民大學南門的二炮招待所租了一間，中國人民大學的北門人大基建處招待所租了一排房子，又請他的哥們兒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樊會文博士，幫他在中國人民大學西門附近新浪公司所在的社區裡租了套一居室住宅做辦公室，同時支付了1500元仲介費，創建了一個叫“中企實用性晶片試驗室”和“地平線”公司。接著又在中央財經大學附近的孟州市駐京辦事處租了一間房子，找到後來發展成金融大鱷的“湧金系”老闆魏東做合夥人，拉了幾個教師和幾個研究員，招聘一名司機和兩個財務人員兼行政主管入職，配置了兩部轎車（長劍），就這樣，試驗室和公司都開張了。中企晶片實用性實驗室成了中關村第一家民辦晶片技術研發機構，一幫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用雙手第一批去衝擊摩爾定律。當年還得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秦德占和博士生盧國顯的友情幫助……

   英雄，大都是在以卵擊石中產生的。杜猛當時並沒有雄厚的資本，但沒有多少猶疑，他就把自家準備買房的錢、和魏東一起炒股票掙來的錢都投了進去，決意背水一戰。

   DSP晶片，也稱數位訊號處理器。它是應用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從DSP晶片之後，晶片開始得到真正的廣泛應用。一開始，杜猛他們先搞單晶片雷達系統產品貿易，又推銷其產品在汽車中的廣泛應用。後來換代成積體電路裝配單晶片產品系統的解決方案，經過一段時間的苦研鏖戰，他們完成了“實用性模仿晶片解決方案設計”，並起個響亮的名字：“中國芯”。

  “中國芯”這個名字，曾有三個備選名：中關晶片、後羿晶片、中國芯。當時，香港歌星張明敏的一首《我的中國心》唱遍祖國大江南北，非常喜歡這首歌的杜猛靈機一動，提出了“中國芯”這個名字，得到大家一致肯定，杜猛他們都期望自己的產品也能夠紅遍長城內外大江南北。

   無疑，杜猛他們是最早提出“中國芯”概念的那一撥人。對於“實用性模仿晶片解決方案設計”亦即杜猛的“中國芯”的意義，杜猛打比方說：這就像給晶片市場推廣打通了一個隧道，讓後面的人從此得以通過。過去面對這個關鍵點，別人都選擇繞道走，因為必須有人趴在地上，才能通過這個關鍵點，而杜猛他們就做了趴在地上的人。

   其實，何止趴在地上，為了“中國芯“，杜猛還曾差點丟了性命。1995年10月25日，杜猛與合作夥伴馮長科從武漢開了一夜車，于淩晨7:50快到北京杜家坎時，因車制動抱死，車子翻過隔離帶飛到了馬路對面。萬幸的是，杜猛和夥伴毫髮無損，甚至杜猛連戴著的眼鏡都沒掉下來，杜猛打趣說：是老天爺眷顧中關村創業的人呐。

   所謂禍不單行福無雙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杜猛的“中國芯”產品並沒有銷遍大江南北，“中國芯”的名字卻紅遍祖國大地，如今已成為家喻戶曉的新名詞。這期間，“中國芯”被廣泛應用，國家項目和國有資產參控股的公司索性將“中國芯”作為自己研發的產品的名字，目前，科技界晶片研發群體中的民營隊、國家隊、華僑隊都在搞“中國芯”。這樣，海內外、舉國上下就都有了一顆“中國芯”。此情此景，讓杜猛感到與有榮焉。

後來，有了CPU，接下來有了GPU，現在有了AI。杜猛他們體會到晶片的研發不是短期行為，不是靠錢能砸出來的，需要資金長期投入以及巨量的經驗積累。1995年底，杜猛因故退出創業公司，計畫出國充電鍍金，他想到先進國家去學學看看。於是把公司移交給合夥人，暫時終止了中關村創業生涯。

杜猛因此稱，為了“中國芯”，他們實際上既算是“先驅”，也稱得上“先烈”。

“兩個半軟體公司”

2000年的時候，中關村曾有一個傳說叫“兩個半軟體公司”， 一個是北大方正（雷射排版），一個是王碼公司（五筆字型），半個是北大高智（CPU晶片技術研發與通訊及其完整解決方案公司）。——這兩個半公司的強烈願望是追求完全中國人的自主智慧財產權。

話說1999年初，杜猛重返中關村，他找到北大王選教授，在無先決條件的情況下成為北大方正顧問，但並沒有如願擔任公司要職。

2000年在北大產業辦主導下，杜猛擔任1994年成立的“北大高智研發中心”校企聯合改制工作組組長，參與校企國資混改，並擔任重組後的“北大高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再次投入晶片研發與經營的杜猛，放棄了自己參評正高職稱的機會，把名額讓給了同事，全心全意再次向晶片界進發。

北大高智曾擁有一大批頂尖的電腦學博士和軟體發展團隊及其資本運作能力，與“巨大中華”都打過交道。“巨大中華”是指巨龍通信、大唐電信、中興通訊、華為技術的簡稱。高智公司還擁有3個一流的合作試驗室，45個技術專利專案，廣州、上海等6個分司，2個合作生產基地。由於歷史形成的原因產權“不清晰”，未能有效評估，實際資產遠超註冊資金。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晶片消費國家，全球50%的晶片需求在中國。所以，中國如果說自己的晶片技術是世界第三，那麼沒有人敢說是第二。我們缺少的是世界一流核心技術，而不是一般實用性單晶片技術。北大高智同期，我國有很多晶片課題組，致力於“中國芯”的研發，目標當然是CPU智慧晶片。

人們形容到中關村“下海”是九死一生，而存活率最低的領域則是做晶片。有一句話叫：如果你愛一個人，就讓他去華爾街，如果你恨一個人，也讓他去華爾街。做金融如此，做高科技也是如此，尤其是核心技術更是如此。你愛一個人讓他去做晶片，你恨一個人也讓他去做晶片，你要讓他一事無成就鼓勵他去玩晶片。晶片不是炙手可熱的資本風口，幹這一行就等同選擇了冒險精神和直面殘酷無情的現實，不僅要忍得起低調沉悶加寂寞，而且要能耐受“地獄般的”心理磨練，和常常讓你欲哭無淚的可憐光景。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杜猛當年的切身感受。

杜猛在他的哥們兒、北大電子學系副教授鄭大春博士幫助下，較為順利地完成了北大高智的改制重組工作。同時，鄭大春辭職擔任北大高智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總，他又陸續邀請他過去的部下、中科院表面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葉尚雲博士加入，辭職並擔任北大高智副總負責組織國內的技術團隊，哈佛的黃沖博士負責組織國際團隊，在華爾街混了十幾年的哥倫比亞大學的黃雲博士組織境外融資團隊，麻省理工的黃濤博士擔任副總並負責組織美國穀矽的晶片技術研發團隊，北大電子學系副教授黃玨華博士擔任副總負責處理原北大高智的遺留問題及其傳統業務，邀請上海會計專家梁天山來京擔任北大高智財務總監，原北大副校長王義遒擔任北大高智顧問，從北大電子學系走岀去的資訊產業部移動通訊司副司長謝麟振表示堅定不移的支持北大高智的工作……同時，北大電子學系委派一名副主任輪值擔任北大高智公司監事長，建立了校企院系聯合研發中心，獲得了以北大電子學系系主任項海格為代表的全系師生的關心與支持。大家信心十足，為我國原創晶片研發做岀北大人應有的貢獻。又想辦法與北京市屬上市公司京西旅遊合作，尋求山東魯能集團黨委的支持；爭取在晶片領域和首鋼聯手，與美國《自然》雜誌建立聯繫，意在獲得前沿科技市場轉化成果；杜猛還曾找到我國實業家、教育家陳嘉庚先生的孫女兒，邀請她到北大校企調研，聯手研發晶片；請斯坦福的鄧敏博士回國負責上海公司，派自己以前的辦公室主任李海燕、秘書陳貴到煙臺與建委副主任王傳師，遲豔霞和中俄基地主任牟笑安等三家聯合出資創建“北大高智煙臺公司”。“中國芯”的寓意深刻且形象，北大高智是北京大學對外技術輸出公司，他們與眾多公司一樣都有一顆“中國芯”。北大高智又是研髮型公司，北大高智人都是有家國情懷的人，是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人，所以杜猛偶爾也請當代詩人汪國真等到北大逸夫樓高智研發中心，與技術專家們作詩吟賦，暢談人生未來以調節公司的沉悶氣氛。

北大高智同時是美國四大晶片供應商之一的英特爾中國區的總代。

杜猛就這樣上竄下跳地做鋪路石，當挖掘機。

遺憾的是，你在通宵達旦忙碌之時，對手也在夜以繼日地前進。不久，高通、TI等國際大企業相繼發佈了多媒體功能的單晶片，震驚業界，令許多埋頭實幹的科技公司感到絕望而被迫選擇放棄晶片研發。

這些令人洩氣的消息，也讓北大高智的一群技術博士和青年骨幹低下了沉重的頭顱。本來他們通過努力擁有了自己的科技成果，但當看到被國外巨頭不斷超越常常只能望其項背時，強者的自尊，鬥士的傷痛，竟一齊湧來，忍不住化作滿眼淚。

中關村陷入英雄悲情。一時間，“造不如買，買不如租”成為當時業內的“笑話”。此後，國產晶片一度無人問津，研發停滯不前。

如今，又是十多年過去，就晶片而言，杜猛認為，雖然中國規模科技公司在晶片的研發上都有著不錯的成績，但目前晶片的製造仍是中國企業的一個短板，杜猛甚至不無痛心地比喻中國晶片好比科技界的“中國足球”。

貼著“中關村”標籤的神話

杜猛一再強調自己算不上鐵肩擔道義的英雄，他只是個關鍵時刻敢於為事業破釜沉舟的漢子，也是個有時候又不得不順勢而為的普通奮進者。

沒有英雄的故事畢竟就像畫龍忘了點睛。試想，當年如果沒有王永民的五筆字輸入法，我們中國人存在被資訊社會淘汰出局的可能性。五筆字型輸入法自發明36年來，沒有被新的輸入方法顛覆已經證明了它的科學生命力。至於王選的雷射排版和杜猛的“中國芯”，那是中關村裡完全屬於中國人的智慧財產權。中關村人闖入了外國人設計的26個字母組成的鍵盤，同時，雷射排版讓我們告別了鉛與火，迎來了光與電的時代——這些，歷史不會忘記的。

杜猛跟他同時代的那些中關村先驅們一樣，都已成為貼著“中關村”標籤的神話和傳說。他們參與改革也推進了變革，他們勇於探索不畏艱險的精神，恰如追日誇父。而他們當年尋夢的桃林裡，一直活躍著前赴後繼的追夢人，並且早已不再僅限於一個“北京中關村”，這既讓杜猛感到欣慰，又讓他仿佛看到了當年的自己：一代代中關村人都有著同樣的“中關村精神”，他們堅信，通過他們的努力能夠讓中關村超越矽谷，成為全球創新創業的第一示範區，中國一定會成為全球最具創造動力的創新大國。

無論是早期的中企晶片人，還是後來的北大高智人，他們對晶片都有一種“死了都要愛”的癡迷。也許這首由柳傳志作詞，劉歡演唱的歌曲最能代表杜猛們的心聲：

那一天

我不得已上路

為不安分的心

為自尊的生存

為自我的證明

路上的辛酸已融進我的眼睛

心靈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堅定

……

（注：因國家教育部門和國資管理部門要求，北大清華為代表的校企，進行改制，校企分開，並取消“北大”“清華”冠名。至此，中國校辦企業迎來全新的時代。）